出版时间:1987-6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侯外庐 编 页数: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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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明理学史》撰著完成了。全书两卷,上卷二十八章,下卷三十六章,共一百三十万余言。经始于198Q年,至1985年年终写竣,历时六载。同志们十分辛瘁,晨窗握笔,午夜摊书,六年岁月是在勤奋中度过的。今日回顾,倍感欢愉。 《宋明理学史》上卷于1994年4月出版,得到学术界的热情关注。胡绳、蔡尚思、张岱年、任继愈、石峻、张恒寿、王明诸先生,或驰书勖勉,或相见问讯,均殷殷以下卷早日出版为望。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美国学者田浩,亦深表关切,给我们以精神鼓舞。对此,谨致谢忱。 《宋明理学史》下卷的撰著工作,实始于一九八三年夏季。是年六月,撰著诸君,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胃思想史研究室诸同志,西北大学文化思想研究所有关同志,集会于北京,商讨下卷的、编撰工作。与会诸君得悉《宋明理学史》列为国家“六五”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极其振奋;同时感到责任重大。会议根据前三年所拟的编撰提纲,讨论通过了《宋明理学史》下卷的章节目录。此后,下卷的撰著工作就全面开展了。 1983年11月,中国思想史全国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会议期间讨论了《宋明理学史》下卷的编撰工作,修订了章节且录,调整了编撰力量,推动了编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1985年冬季,《宋明理学史》下卷撰著基本完成。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诸同志阅读史料,研究问题,操艇染翰,昼夜焦劳。有些章节,三易其稿。其问,步近智同志受主编委托,陆绩编印了《编撰通讯》,交流情况,互相启发,促进了工作的进展。侯外庐先生经常听取编撰工作的汇报,给予亲切的指导。 《宋明理学史》的编撰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进行辨析、研讨,以期得出科学的结论。在这一编撰原则指导下,我们先后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的撰著任务以及《中目思想史纲要》,《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的撰著任务。根据这个原则,发为实事求是的笃实的学风,是我们所应当遵循的。例如,就掌握史料面讫,同志们都重视第一手资料,而不愿转引他人著作所用的现成资料。诚然深信,亲身发掘的实际资料比较可靠,令人放心。在引用材料方面,注意其完整性,力戒断章取义,取其所蓄。如果有所未尽或未尽惬心,必认真求索,以图稳洽。 这里举一个事例。南宋理学家陈淳的生卒年,《宋元学案》卷六十八《北溪学案》说:嘉定九年;陈淳待试中都。“明年,以特奏愚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来上而卒,年六十五。”据此,则陈淳卒于宋宁宗嘉定九年的第三年丁丑,(公元1217年)。上推六十五年,划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壬申(公元1152年)。经过考证,得知《宋元学案》的这个己载是错误的。 陈宓所作《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云:“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陈先生卒。”又云:“先生讳淳,字安卿,漳之龙溪北溪人。淳熙已酉,与计偕。嘉定丁丑,该特奏思,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患循修职郎郎。享年六十有五。”陈淳的门人陈沂作《叙述》,记载陈洲际的生平很详细,云:“岁在丁丑,待试中都。” 《福建通志·陈淳传》云:“嘉定十六年,以特奏恩,授安溪县簿,未任而卒。 ……
内容概要
《宋明理学史》的编撰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进行辨析、研讨,以期得出科学的结论。在这一编撰原则指导下,我们先后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的撰著任务以及《中国思想史纲要》、《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的撰著任务。根据这个原则,发为实事求是的笃实的学风,是我们所应当遵循的。例如,就掌握史料而论,同志们都重视第一手资料,而不愿转引他人著作所用的现成资料。诚然深信,亲身发掘的实际资料比较可靠,令人放心。在引用材料方百,注意其完整性,力戒断章取义,取其所需。如果有所未尽或未尽惬心,必认真求索,以图稳洽。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明初的理学概说 第一章 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论三部《大全》(上) 第二章 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论三部《大全》(下) 第三章 明朝开国时期宋濂、刘基的理学思想 第四章 方孝孺、曹端的理学思想 第五章 薛渲、吴与弼的理学思想第二编 明中期心学的崛起及王守仁心学的传播概说 第六章 陈献章的江门心学 第七章 湛若水对江门心学的发展与江门心学的学术归向 第八章 王守仁的心学(上) 第九章 王守仁的心学(下) 第十章 钱德洪、王畿与浙中王学 第十一章 江右王学正传邹守益的理学思想(附:欧阳德) 第十二章 江右王门聂豹、罗洪先的理学思想特色 第十三章 江右王门刘邦采、王时槐、胡直的理学思想 第十四章 南中王门薛应派与唐鹤征的思想特色 第十五章 黄绾、张元忭对王学流弊的批评 第十六章 王良与泰州学派及其与王学的关系 第十七章 泰州后学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的“异端”思想及其对理学的批判 第十八章 罗钦顺的思想及其与理学的关系 第十九章 王廷相、吕坤的反理学思想 第二十章 陈建和《学菩通辨》 第二十一章 顾宪成的理学思想 第二十二章 高攀龙的理学思想和“致用”学说 第二十三章 刘宗周的思想特征及其“慎独”、“敬诚”理论 第二十四章 黄道周的理学思想 第二十五章 方以智、“易堂九子”与理学
章节摘录
陈献章虽然认为“为学当求诸心”,“静坐”是求“心”的主要方法,但他也不否认需要读书,不否认“学以变化习气,求至乎圣人而后已。”(卷一《古蒙州学记》)但他主张“以我观书”,反对“以书博我”。说:六经,夫子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卷一《道学传序》) 陈献章的“以我观书”和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涵义是一样,即认为六经所阐述的道理,即是我“心”的内容。读经在于明了其精神实质,使我心与六经契合,而不是为了博闻强记,增加心的负担。基于这种理解,陈献章和陆九渊一样,并不主张多读书。他说: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卷五《赠羊长史寄贺黄门钦》) 读书不为章句缚,千卷万卷皆糟粕。(卷八《题梁先生芸阁》) 陈献章还主张学贵自得。他认为,所谓“道理”,是自得于心,不是言语可表达的。这种自得可能是对世界和自我某一方面的洞察,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因而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他说:“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辞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乱人也。”(卷二《复张东伯内翰》)基于这种理解,他也不主张著书。他说: 他的得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卷八《留别诸友》) 甚至认为“六经而外,散之诸子百家,皆剩语也。”(《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李承箕文集》)故他说“真儒不是郑康成”(卷八《再和示于长》),传注章句皆是“百氏区区赘疣苦,汗牛充栋故可削”。(卷八《题梁先生芸阁》) 陈献章江门心学的思想内容大致就是如此。陈献章的江门心学在宋明理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开始了明代学术局面由初期的朱学统治向中后期的心学风靡的转变,并且它和后起的王守仁姚江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序》)“精微”二字正是陈献章思想的最好说明。 罗钦顺在总体上虽然不能摆脱理学关于人心和道心的区别,但他又强调道心和人心不可分离,没有孤立自存的道心。由此又推论出性和情不能分割,没有脱离情的性。他说:“道,心性也。性者,道之体。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体一而已矣。”(《困知记附录·答黄筠溪亚卿》)体用的统一用来譬喻性与情的统一。罗钦顺曾经提出:如果说有脱离情的性,有脱离人心的道心,那么要问:这种脱离现实土壤的道究竟存在于何处?这岂不成了人的虚构了吗?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着:“人心,道心只是一个心。道心以体言,人心以用言。体用原不相离,如何分得?……敢问高论以万物皆生于道,道果在何处存站?存站处明白钻出来,亦明白矣。”(《困知记附录·答林次崖第二书》)在新的理论武器不能产生的历史环境里,罗钦顺以 体用譬喻性情,强调没有脱离情的孤立自存的,纯而又纯的性,这些论点也是难能可贵的。他面对理学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要提出他自己的见解,这是经过了长时期的研究和思索,其甘苦他曾经这样表述:“拙知(按:指《困知记》——引者)千万言,紧要是发明心性二字。盖勤一生,穷究之力面成于晚年者也。”(《困知记续补·答萧一诚秀才书》) 功夫之基本是静坐。李颙说,“水澄则珠自现,心澄则性自朗。故必以静坐为基。”又说,进步之要,“其静乎!”“学固该动静,而动必本于静。动之无妄,由于静之能纯。”他的这种主静学说,本于周惇颐的“主静”。 一日三度静坐,昧爽,中午,戌亥。每次都坐一炷香。昧爽天将明未明,先坐一炷香,使心体预为凝定,然后应事不致散乱。中午再坐一炷香,使上半天应事纷杂,至此得到接续清明的夜气。戌亥是将近午夜,又坐一炷香,以检验一天来的动静语默,是否有清有浊,清浊相乘。倘若内外莹彻,洒脱不扰,那就是一天的虚明寂定。静而虚明寂定,就是未发之中,动而虚明寂定,就是中节之和。而“致中和?是《中庸》的道德要求。《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的位育,系于“致中和”。理学家以此为道德修养的极致,十分重视这个未发之中与已发而中节之和。李颙把“静而虚明寂定”与“动而虚明寂定”同《中庸》的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联系起来,表明他的功夫之学的理学传统特色。 为什么静坐要焚香,而且要以一炷香为限呢?李颙说,“鄙怀俗度,对香便别。限之一炷,以维坐性。”就是说,对着一炷清香,能使鄙俗的胸怀得到澄明。限以一炷,是为了维持坐性。这一炷香犹如拴住狂牛的栓子,使它不至乱闯乱跑,趋于安定。 静坐功夫到家了,则呈现“湛湛澄澄,内外无物”的虚明寂定境界。他对此作了着力的描述。他说: 屏缘涤虑,独觑本真。毋出入,毋动摇,毋昏昧,毋倚落。湛湛澄澄,内外无物。往复无际,动静一原。含众妙而有余,超言思而迥出。——此一念万年之真面目也!至此,无圣凡 可言,无生死可了。先觉之觉后觉,觉此也;六经之经后世,经此也。《大学》之致知,致此也;《中庸》之慎独,慎此也;《论语》之时学习,学习乎此也;《孟子》之必有事,有事乎此也。以至潦溪之立极,程门之识仁,朱之主敬穷理,陆之先立乎其大,阳明良知,甘泉体认,无非恢复乎此也。外此而言学,即博尽羲皇以来所有之籍,是名“玩物”,著述积案充栋,是名“丧志”,总之为天刑之民。噫,弊也久矣! 李颙在这段文字里描述了功夫到家的境界,这就是:第一,本体澄明清湛,无有任何翳障,即“内外无物”。含蕴一切真理,非言语思虑所能论说。在有限之中显示无限。这就是所谓“一念万年”的真面目,具有“一粒尘沙是一个世界”的意义。第二,达到这个境界,就出离生死,超脱圣凡,非一般标准所能衡量,而是永恒、绝对的。第三,六经、四书,讲的是这个境界,周惇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湛若水,讲的也是这个境界。这就是学,就是学髓。第四,除此之外,即使博尽古今典籍,著作积案充栋,都不能算是学,只可说是“玩物丧志”。 《学髓》的本体之学与功夫之学,源于陆王心学。“灵原”即是陆九渊韵本心,即是王守仁的良知。而功夫之学的“屏缘涤虑,独觑本真”,即是陆九渊的“求大本”,王守仁的“致良知”。这里可以注意的是,本体之学与功夫之学都源于心学,不是象当时学者所说,本体之学是心学,而功夫则是朱学。 二,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 李颙亲自写作了《悔过启新说》,标出了他的心性修养论的宗旨。他说,“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按指朱熹),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按指陆九渊),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按指杨简),或以自然标宗(按指陈献章),或以复牲标宗(按指李翱),或以致皇知标宗(按指王守仁),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按指湛若水),……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宇,所以当时讲学,费许多辞说。愚谓不若直提悔过自新四宇为说,庶当下便有依据,所谓心不妄用,功不杂施,丹府一粒,点铁成金也”(《全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李颙认为,人性来源于“天地之理”,“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但是,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圃,时势所移,”逐渐受到剥蚀、迁流,以至成为“卑鄙乖谬”的小人。但是即使成为小人,而其本性仍然廓然朗然,始终存在。譬如明镜,蔽于尘垢,而光体永在。宝珠坠于粪坑,而宝气长存,只要刮磨洗剔,垢尽秽去,依然光明莹润,没有些微损失。(简上)他的这种性善理论,以及明镜宝珠的譬喻,来源于佛说。华严宗就有这种理论和譬喻,为朱熹所袭取。这在本书上卷的朱熹章作过论述。 李颙自设疑问道,六经、四书,卷帙浩繁,其中精深的道理,说也说不尽。这“悔过自新”四字,哪能赅括书中的微词奥旨呢?于是自作回答道:《易经》著风雷之象,《书经》传下了不吝改过的文字,《诗经》歌咏了天命维新的篇章,《春秋》显微阐幽,《礼经》陶苑规 矩,《乐经》变化性情,《论语》讲“过则勿惮改”,《大学》寄寓着严格的要求,《中庸》讲寡过的道理,《孟子》讲集义的教训,这六经、四书,无非希求人们“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讲的都是悔过自新的道理。接着他又设问道,六经、四书垂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难道“专为一身一心悔过自新而已”吗?于是他又回答道:如果天子能悔过自新,则君极建而天下以之平(按君极建指《洪范》皇建其有极)。诸侯能悔过自新,则侯度贞而国以之治(按侯度贞指公侯之度得以端正)。大夫能悔过自新,则臣道立而家以之齐。士庶人能悔过自新,则德业日隆而身以之修。所以,各级各类人都做到悔过自新,就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悔过自新就包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同上)李颙的这段议论,阐述了“悔过自新”说的经义根据,阐述了“悔过自新”的重大政治道德意义,其用意是要在读书人中宣扬“悔过自新”在心性修养上的必要性,以取信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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