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1991-6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毛泽东 页数: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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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还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人,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下面有几点属于出版事务的声明: 第一,现在出版的这个选集,还是不很完备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许多书信和电报(这些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占很大的部分)。 第二,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例如《农村调查》,遵照著者的意见,没有编入;又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也遵照著者的意见,只编进了其中的第一章(即《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 第三,选集中作了一些注释。其中一部分是属于题解的,附在各篇第一页的下面;其他部分,有属于政治性质的,有属于技术性质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第四,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各时期的著作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四卷本的第一卷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
书籍目录
抗日战争时期(下)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序 跋 改造我们的学习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引言 结论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质问国民党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组织起来 学习和时局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人民服务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两个中国之命运 论联合政府 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人民战争 两个战场 中国解放区 国民党统治区 比较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内战危险 谈判 两个前途 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我们的一般纲领 我们的具体纲领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愚公移山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章节摘录
插图:《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序(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现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党应该执行一九四。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应该执行即将到来的七次大会的指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畦喇畦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跋(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囱”,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问存在着吗?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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