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头猪

作者:段卫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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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序二
寻找新光源
今天,漫长的基督之火行将熄灭,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到新的光源。
——劳伦斯(英国)
前人造就的偶像已经全被打碎、打倒了。现在,没有人,包括我自己,都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未来的立法者又还没有诞生,迟迟的不肯来到。
此时此刻,真是到了所谓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了。
——何以解忧?唯有重新去寻找,追求新光源:
我走近你,不是要诉说:
“我的痛苦我的悲伤我的哀愁”,
我走近你,更不是诉说:
“我的忧郁我的寂寞我的孤独”。
“我不悔恨,我不呼唤,也不悲哀”,
因为“一切生物都有它独特的标志。”
假如不能够成为一个诗人,我
或许成为一个小偷或者骗子。
我们的伟大祖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
不同语言的民族在不同的土地成长,
飞过森林飞过高山飞过大海,……
但是我茫然的踏遍天涯海角,
一旦停下来,疲惫的思维便会
展开他的双翅疾速——飞翔。
——《向现实宣言》
1990年3月于故乡虢王
有三条捷径,我认为不能涉足;其一就是像家猪一样无知;因为无知并不能真正的达到无畏,假如靠无知来做基石,那么幸福只是暂时的,有如过眼云烟;一旦奇兵突出或兵临城下,便会轰然一声倒塌和沦陷,在享受过一段时间的安乐,便会被锋利的尖刀宰杀。其一就是像野猪一样无赖;流氓是无赖中的英雄,离开了乱世和一碗饭(有奶便是娘),亦逃脱不了死亡的阴影;只要有条件、有机会、有能力,所有的人都喜欢幸福而讨厌苦难,因此便失去了根祗上的地盘和受孕的母胎。其一就是像猪的祖先一样,把图腾与禁忌继续顶礼膜拜;这个大千世界,虽然科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但它到底是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为了大自然的王者和自己的主宰。可悲的是,它往往顾此失彼,最终把自己的家园破坏和毁弃,自己驱逐自己。
不过,即使猪身上有这么多污点,但其身上的光辉仍旧闪闪发光,而且是摸得着、看得见和没有私欲的光明。
猪所以成为猪,成为幸福的名字,也在于它拥有去高老庄、去追求所爱而致;“强奸”是佛教和神话加于它的罪状:爱是无罪的,爱是无条件的,……
此外,猪也是一个智者。古希腊大哲学家皮浪有一次与朋友们出海漫游,忽然遭遇了海啸。同船的人全都惊慌失措,唯独哲学家却镇静自如。问其故,他指着船舱中一头正在安祥地吃食的小猪说:“大家看吧!真正的智者正在吃东西呢。”大家相互看看,笑了笑安静下来。而老天也似乎很懂得人的心事,在小猪还没吃完东西,就非常知趣的停止了风暴。
总而言之,猪在本质上是健康的;倘若在某个方面有些缺陷,它也是择优而适,选择了诗意地栖居和幸福地活着。
最后一位乡村诗人:段卫洲
2004年7月26日于塔后身

作者简介

有一天干活时,一根钢筋扎到我左眼里,我便成为现在的样子———拥有一双用途各异的眼睛,一为追求光明一为透视黑暗
我怎么会喜欢诗歌呢?可能和我出身陕西农村有关。我家当时没有电视,更别说有弹钢琴、画画一类的东西了。唯一的娱乐就是看书。我上初一初二的时候看书特别多,路遥的,金庸的,琼瑶的作品都喜欢。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的一样,“我觉得,人的一生都有个觉悟时期(有的人终身不悟),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对我们的人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怎样做一个人和决定怎样做一个人的时期。”我的觉悟时期就是在离我们家没几步路的乡村中学读初三那年。我上到初三的时候就不上学了,不想上了,觉得农村同学那种一心想跳出农门的想法特别令人讨厌,这种环境不适合学习。
1989年,我搞了个华儒文学社,十几个人,都是同学朋友。那时候什么都不管,我妈给我一百多块钱(相当于她在学校烧饭一个月的工钱)让我去西安上培训班学种蘑菇,但我拿了钱上西安,跑到书店全换成书了。
回家后,妈虽然也没说什么,但她和父亲反对我搞诗歌,认为这不是主业,你可以作为一个爱好,但非正道。我也觉得写诗只是理想,和现实生活相差太远。
后来,有一个劳模搞起了科技大篷车,我就找到他,跟了他们去宣传,卖点农药、化肥和种子,这样我就暂时脱离了空想,在农村也找到活干了。
可在1994年,有一天在干活的时候一根钢筋扎到我左眼里,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日子。于是我便成为现在的样子———拥有一双用途各异的眼睛,一为追求光明一为透视黑暗。(笑)而且,那年我帮劳模代售的包谷种子也出了问题,内外交困,觉得自己没法在农村待了,就跑出来了,我心里只想做点和文化有关联的事情。
在西安,经外国语学院的朋友介绍,到未来出版社去管仓库,当时想着能找一个卖书的活就行,我白天卖书,晚上就能看书了。干了三年时间,钱赚得不算多,可我不抽烟不喝酒,还落下了一千块钱,寄给长年生病的爸爸,他就把钱压在枕头底下,后来我辞职以后就再也没有给过他钱了。
现在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妈身体不太好,家里有哥哥姐姐照顾她,经济上还是主要靠我给她一点钱,我每年给她一千块钱用于买药和生活上的开销。我母亲也没有上过学,但她能理解我写的东西。
食指看上去很老了,心还是跟孩子一样。在北京、西安、青海、成都,看到许多诗人的生活都是脱离诗歌的,感觉很迷茫
那时我辞职是为了一个女孩。她在西安的一个饭馆里工作。我住她家附近,经常去帮帮忙什么的,后来有了爱情的感觉,就搬到她饭馆门口的沙发上去住,不回宿舍了。不管夏天冬天我都睡在那张沙发上面,别人看见了都说,这人怎么会住到露天的沙发上去呢,这可能跟我的心态有关系,那时候特别有激情,也就是在1996年,我在《延河》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海很遥远》。相处了三年,女孩的家里一直在给她买城市户口,我想我是农村的,又没钱,觉得双方不是很平等,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走出去证明自己。而且,虽然当时管仓库是和文学沾点边,可还是不能静下心来创作,所以,到1997年底,我就辞了职,选择了去流浪。
生活就像梦一样,以后我的作品都叫梦之旅,梦之旅是什么?按我的理解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我到陕北去了三个月,到那儿的第一天我就唱起了信天游,三个月回家后嗓子都唱哑了。从信天游你就知道:艺术就是生活,你不可能做假,你做不了假,你没那种力气吼不出来。
三个月后回到西安。没有工作,经朋友介绍,卖《华商报》,最多一天卖了140份报纸。有一天卖报路过一个书店,看见一本《叶赛宁抒情诗选》,叶赛宁的诗歌让我有亲切感,他有一首诗叫“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我就引用了这句话来形容自己。
后来这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其实我的本意想要表达的是扎根于泥土。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乡村让人待不下去呢?人们为什么要往城市里跑?因为城市里的医疗教育等条件绝对比乡村要好,乡村失去了物质上的魅力,只能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家园”。
这些想法确定了我要走诗歌的道路,从1998年开始,我读了很多中国诗人的作品,也对中国诗人的生存状态产生了兴趣。当时想着一月走一个地方。一年走12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第一站是北京,到了北京我去找了食指。我找了他两次。我是从电话簿上查到北京市第二福利院,我就坐车过去,食指对生活和诗歌的理解非常深,虽然他看上去很老了,但心还是跟孩子一样,有了这样一颗心,80岁也能写诗歌。食指的状态很好,他给我一片面包,还给我们朗诵诗歌,虽然他自己没有能力,但还是给诗人林莽写了一个便条介绍我们认识,让我觉得认识食指和做梦一样。
食指的便条是这样写的:林莽:你好!小段来我这里,让我介绍他一下。他选择的道路很艰辛,你看怎么帮他一把。请他吃顿饭,年轻人的身体重要。……路生:草
在北京我认识了很多写诗歌的,其中有一个叫莫非,是个园林工人。回到西安后,我找过伊沙、秦巴子。第三站我去了青海,最后去了成都。
开始我口袋里还有点钱,到青海的时候,已经没钱了,纯粹流浪。从北京回西安还是老乡给我买的火车票。虽然在北京的日子很艰苦,我还是能找到一些朋友帮助。西安到青海的火车票是39块钱,买了票,我的兜里只有一块钱了。在青海待了十几天,找了一些当地的诗人,晚上就在大街上住,记得那时天气冷得很。
从青海回来后我继续攒钱,去成都。因为那里有个著名的《星星诗刊》。成都住了一个月回来后就不想再走了。一是没钱了,二是觉得没意思。我看到许多诗人的生活都是脱离诗歌的,感觉很迷茫,不知道后面的路该怎么走。仿佛灯光消失在黑暗的深夜/这个世界如此迷茫如此彷徨/仿佛生命死亡在贫瘠的土地/我的毛发非常苍白非常羸弱。(《长安之歌(一)》
就这样,到了2000年。我开始办“农家信使”工作室,当时想,没有工作,到处流浪,可能这种城市的生活并不适合我,还是回到乡村吧,有点俄罗斯作家提出的“到民间去!”的意思。半年时间,其实什么也没做,只是想通了一件事,要让我的诗歌和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我重新出门流浪了。我只是个过于热情天真浪漫的诗人/为了理想我将继续背起行囊奔向远方/我确信,我坚信,躯壳会找到灵魂的。(《自画像》)
曾抱着诗剧《梦之旅》去找张艺谋。后来我发现诗歌和生活有了联系,我可以靠卖诗来养活自己了,交房租和吃饭都能解决了
我写的诗歌并不多,十几年,现在自己还认可的有四十几首诗。诗歌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我不会停下来,想写的时候就写,不想写的时候也不硬写。我从来不练笔,想写的时候“哗”地写一通,一次写个五六首,或者很长时间一首也不写。我所表达的东西肯定是我内心的东西,绝不说假话,没有一句话是我不想说的。我写诗的时候,脑子里会有故事有画面。我当时在写一部诗剧《梦之旅》,我现在还是这样想,有朝一日能把我的诗歌拍成电影。
我爱看电影,认为张艺谋是个好导演,就抱着我的诗剧《梦之旅》去找他。
2000年6月我去北京找张艺谋,有人告诉我张艺谋去大连拍《幸福时光》了,我就去大连。到了大连以后,本来想直接去片场找张艺谋,后来我想虽然是做梦,但也要一步一步踏实地走,所以,我就找了大连一家报社的记者,很放心地把作品给他,让他转交给张艺谋。做完这件事我就走了。我到大连的时候已经没钱了,回北京是一个朋友借给我一百块钱才买的火车票,到北京以后,我去大连的事被北京的生活时报知道了,他们采访我,写了一篇新闻,标题是:《痴人说梦,毛遂自荐找张艺谋拍诗歌》,还把我的照片也登出来了。
北京回西安时我只有两块钱,我等报纸出来后,到火车站,买张站台票上了车,我说我没钱了,想回陕西,给他们看了报纸,列车员没要我的钱,让我回去了。
回去之后,我还是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把诗歌和生活结合起来。很偶然,我们陕西有个国力足球队,我挺喜欢足球,每次都买体坛周报。2001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前四轮,陕西号称金牌球市,非常火爆,那时候卡洛斯做国力队的主教练,我为他写了几首诗,每比赛完一场甲A赛事,我就写一首诗,每写完一首诗,就在西安商报上的新体育发表出来,写时得心应手、心情舒畅,发表则仿佛等鸡下蛋一个样,那感觉可真爽!
要知道我以前进报刊杂志社,他们都一口回绝:我们不发表诗歌……
接下来,我把十来首诗集成册,叫《狼之歌》,家里的姐姐给我八百块钱,我印了一万本,一块钱一册,卖了几千册。
虽然这几首诗回头看看并不是很满意,但这次经历非常重要,我在西安卖诗的时候,解决了生计问题。我的观念一下子发生了转变:发现诗歌和生活有了联系,我可以靠卖诗来养活自己了,交房租和吃饭都能解决了。
以后的流浪就和以前不同了,因为开始卖诗。我去过天津、洛阳、宝鸡,2002年以后我决定生活在北京,以前没有静下心来。现在可以了。我拿着帆布包带着一千多本《狼之歌》来到北京。刚到北京那会儿,兜里也不过70块钱,我咬咬牙花了42块钱做了一个卖诗的广告招牌:我爱诗歌如吾身,自力更生求生存。我卖诗从来没有哪一天说卖不出去的,最少一天可以卖上3本,最多一天卖出过140本,在北京大学小南门外面的一条街上。
我从不担心每天能卖出多少诗,当然我也不指望靠着诗歌发达,诗歌是一种很冷的东西,这不是一个诗歌的年代。但时间长了,很多人知道我。买过我书的人,几年后碰到了,还会打招呼。
这两天在七宝卖书,居然也有一个北京来上海打工的人指着我说,这不就是在北京海淀村卖书的那个人吗?世界可真小!
买我诗的人都是30岁以上的人,他们懂得生活,开始思考生活。学生包括大学生反而买得少,他们要买英语、求职等实用的书。后来有了女朋友,我们每天一个城市,不会问大学在哪里,而会打听城市的中心在哪。我们去城市的中心卖书,但我们会住在城市的边缘,因为那里的租金比较便宜。
香山的生活挺理想化的,小玉也曾想去找工作,我说,你要下山工作的话我们就分手,你想让我不去过一个诗人的生活,我做不到
我当时认识一个住在人大的女孩,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她要我去工作,而我说我工作不了,比如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一个是山上的一棵树,我选择做一棵树。后来我们就分开了。接着我就认识了小玉。
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天我在街上修鞋,她是第一个坐在那儿的,我坐在她后面,她的鞋修了半天都没修好,后面又来了几个女的,都等不及走了,只有我比较有空,等着等着大家就聊上了。搭上话以后,我和朋友请她吃了一顿饭。吃完饭我们一起去了香山玩。
小玉来北京干过很多工作,餐馆里打工,自己也卖过书,我们两个就开始认识了。我这个人在她眼里可能很简单的,看上去还有点傻傻的,自己顾自己生活,也不去害人,她也许在潜意识里喜欢我这样的人,我们都爱运动,天天爬香山。之后,她就一直跟我昏天暗地“鬼混”在一起了,我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夜宿塔后身,拥被抱玉眠。一颗两颗星,窗外眨眼睛。
难怪有几个朋友戏称,我已经成了一个十足的“香山诗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而非“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香山的生活的确挺理想化的,时间一长,小玉也曾经离开过,想去工作,我说,你要下山去工作的话,我们就分手,你想让我不去过一个诗人的生活,我做不到。
她下山后,流着眼泪在大街上走,我就跟着她,我知道她是真心喜欢我的,她问我为什么非要选择呢,为什么让她那么矛盾那么痛苦呢。她没有掩饰自己,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就跟她说,如果你喜欢工作,我就让你工作;我不喜欢工作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能要求你跟我过这样的生活———这也是我后来想通的。
小玉去工作的时候,我的书《幸福是头猪》还没写完,等我写完了这本书,朋友帮我印出来的时候,我就跟小玉说,别干了,回来吧,我们还是一起去卖诗吧。
2004年8月29日我开始卖《幸福是头猪》,印一些卖一些,总共卖多少?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可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吧。北京和西安卖得好,最多一天卖出过46本,原来一本卖12块,后来提价到13块。西安毕竟是我的故乡,我摆摊卖诗人们都知道我在干什么,不像在上海,我卖诗,很多人会盯着我看,看很久,他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卖书很少遇到麻烦,因为多数人对追求理想的人都比较宽容,加上我卖书也没有构成对别人的伤害,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没有抢别人的饭碗,路上的小摊小贩,也许他们不喜欢我的东西,但从没有为难过我。一次我在北京海淀图书城卖书,旁边有个卖爆米花的小贩,看着我卖诗,还帮我吆喝———“来来来,看天下第一书……”各地的城管,看到我们摆摊了,只是说一下让我们走,最多没收我的书。我说你们拿去吧,我可以少卖几本,这也是你们的工作……
卖诗途中最让我气愤的一次是在西安遇上了一个诗人。他买我了一本书,非要请我吃饭,我这个人不喜欢和陌生人交往,可经不住他的热情,勉强和他去了一家饭店。这个诗人也出过书,和二三十个写诗的合作过一本诗集,他喝了很多酒,醉了,开始发疯似的说自己是大师,而我只是个摆地摊的,我的诗全是垃圾,说着说着,就把我的诗集给撕了。我那天十分愤怒,但我并不怕这些人,这些人其实很虚弱。
这么多年我真正饿肚子只有一次,也不是因为卖诗。有一天我在报纸的夹缝里看到内蒙古治沙的志愿者活动。我就跑过去报名,这次活动是日本人搞的,到了内蒙古后,告诉我们是有工资的,我就失望了,和我当初想像的不太一样,就回来了。本来跑过去就没想着回来的,没留下吃饭的钱,回北京的路上饿了一整天,我这个人经不起饿,去找一个朋友要点钱,走过人大的时候,西门到东门的路上就晕倒了,路过的人马上打120,把我送到急救中心,没钱么,他们打点滴打到一半,找不到我的朋友也找不到我的家里人,就把针拔掉了,我还挺高兴,跟他们说,谢谢你们给我打了半瓶水,我等于又吃饭了!不过,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不会让自己再饿肚子。
艺术家很多都缺乏生活的能力,我一点我在香山感觉特别突出。在香山我不是很合群,基本不喝酒。我也很纳闷:为什么很多艺术家一天到晚地喝酒抽烟,有时喝完酒还到处打架,把自己搞得很痛苦。他们说,悲剧永远大于喜剧,而我的作品可能要温暖一些,是家乡的感觉:眼泪是湿的/微笑是热的/亲吻大地/花朵如此美丽。把自己搞痛苦了就是艺术家,这是我不认可的。我不喜欢放浪形骸的生活。
你问我以后的日子会怎么去过?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我的生活还是会与诗歌结合在一起,生计方面的事我很少去考虑,我能够靠卖诗生存下去,如果没钱了,我还可以回家种地。
附:小玉的话
我也见过不少男人,但像他这样的男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人是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的,但他就是。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外星球来的,不像是这个地球上的人。他给人的感觉太健康了,不抽烟不喝酒,喜欢运动,没有什么恶习。他给我一种安全感,这和钱没有太多的关系,而他让我的感情有所依靠。我一直在追求一个完善的男人,遇到他之后,我觉得离我心目中的男人不远了。
我们的社会还有没有诗意
莫小米
周围有一些人写了一辈子的诗,周围有更多的人说,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曾经写过诗,是实用主义的,拿来骗老婆,骗到之后就不再写了。
我没写过诗,也不懂诗。有一次和一个诗人谈诗,我说了书上看来的一句:泥土,多么昂贵的证据,它告诉我们人终有一死……他说:啊,那是诗,那就是诗!
我受到鼓舞又说了看来的几句:前天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放学回家,我做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诗人说:哦不,这不是诗。
是美国影片《死亡诗社》(看的还是录像带)中那个基廷老师的一番话让我知道了诗是个什么东西。他说:商店、银行、医院、学校……这些都很重要,它们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诗是美感和浪漫,我们为它而活(大意)。由此让我对诗产生了崇敬。
段卫洲的故事令我惊讶,因为他和我以前认识的诗人完全不同,他们有的来稿没被采用就大发牢骚,有的一边写诗一边炒股票倒卖房子,有的整天郁闷着直到提了一官半职才云开雾散。社会发展到今天,人都变得实际,包括诗人。
段卫洲的故事令我欣慰,我不懂诗,他的诗写得如何我不敢说,但我知道他能坚持理想,并且能凭着坚持理想生存。由此可以见到我们社会宽容、和谐、温暖的一面,由此可以见到散落在人群中的诗意,星星点点,跳荡闪烁。
来源: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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