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産党成立史

出版时间：2001  出版社：岩波書店  作者：石川 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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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社会主義思潮の流入、ソビエト・ロシアからの積極的働きかけ、五四運動後に社会変革を指向した中国知識人の結集の３点から中国共産党成立史を分析。徹底的に内外文献を相互対照、比較し、中国一国史の枠組みから解放する。

作者简介

〈石川禎浩〉１９６３年山形県生まれ。１９９０年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史学科修士課程修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を経て、神戸大学文学部助教授。専攻は中国共産党史、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

用户评论 (总计7条)

•   　　 如何写就一流学术著作，石川桢浩或许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首先是视野要宽宏。作者一改之前简单把中共建党与苏俄相联系研究的办法，“在世界规模的思想流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展开”分析，打通共产主义在美国的流传路径，以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进而对东亚的影响为背景，来考量建党前中国国内共产主义思想来源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跟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有相似的地方，跟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也有相近之处。
  　　 其次是通晓多门语言。近代以降，整个世界的融合与联通日益加快，没有那个国家的大事单是因为本国内因而起，作为研究者而言，通晓二门以上的外语几是必要工具。但就本书而言，作者引用了中文、朝鲜语、日语、俄语等方面的资料，作为常有出国交流的学者，作者自然也通晓英文。
  　　 三是很俗套的一句话，“坐得住冷板凳，守得住寂寞”。看作者行文及引用文献就可以知道，作者在查阅档案、甄别史料、研判他人学术成果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这只是读此书自然感觉到的，在这背后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恐怕十倍不止。
  　　 正是在以上基础上，作者大胆的就“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共成立时间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自信满满的说，“我相信，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
•   　　按：《“他者”的解读与“自我”的交流— —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为中心》是我在2009年10月参加单位的一次学术年会的获奖作品，当时我本没有打算提交论文的,是在会议组织者强烈建议下,在论文提交即将截止的的半天时间,从下午2点半到晚上六点半赶制出来的。其原始资料是我过去做的两份读书笔记：“他者”的解读——读《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札记（第一集、第二集）。
  　　 论文提交后不久即接到通知，承蒙评审错爱，拙文竟然荣获二等奖。
  　　 这篇文章与好友林苑竹有一定关系：“恰在此时读到学友“林苑竹”（网名）发表的《请放下棍子！——党史界的一桩“公案”及其他》，又有几句话可以讲了。该文发表于2006年12月26日。补记于2007年1月12日。林兄或许在写作该文时候没有注意到《从一处人名纠错到一部新史书》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非的三个问题》对该争论的辩正。”——《“他者”的解读——读《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札记(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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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学术批评是中国学术规范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试以近几年对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先生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学术批评为例，探讨在这一事件中的学术不端问题，以及背后隐藏的学术研究中的“义理之辩”，以促进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他者” 解读 “自我” 交流
  　　 正文： 近年来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中，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先生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可以说是一部力作，在学界引起了不小反响。特别是在其中文版出版后，国内史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历史研究》杂志为此刊发了出版简讯。 学界不少学者也写了书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到2007年，其书评即达9篇之多。 石川先生也介绍了写作该书的相关背景 。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有对石川先生提出了不少商榷意见，本文试以学界既有成果为基础，结合本人对该书的研读，对学界对“‘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的首先发现权”问题提出的学术批评，以及目前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情况谈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请指正。
  　　关于该书的商榷文章最主要的是:
  　　 对所谓“石川先生在书中称自己首先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 而是陈溥贤”问题的商榷。首先提出商榷的是丁晓强先生，他认为：“石川先生的研究缘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渊泉’的考证，他明确把对‘渊泉’是陈溥贤笔名的考证看作是他的重要贡献……”总之，丁认为自己关于陈溥贤的介绍早于石川先生的考证，石川先生认定陈溥贤不为中国学者所知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实际上，很快，马长虹先生对此做出了一个澄清：“创作此书的起因，石川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得明白，是源于他在1988年的一次现代史演习课上所犯的错误，他将‘渊泉’当作了李大钊的笔名而遭质疑，因而开始对‘渊泉’进行仔细调查：‘可以说，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由此开始的。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再追踪下去，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石川先生对自己的这一发现十分兴奋，以至在本书第一章第9页再次加以强调。”
  　　 马先生指出：“应该说，这个错误是由于当年的石川先生没有精研中共党史造成的。面对别人的质疑，石川先生没有盲目地为自己的错误狡辩，而是认真地对这一问题做了一番调查，用自己的方法考证出‘渊泉’是陈溥贤，并从此走上了深研中共成立史之路，最终成就了这部特色独具的专著。”
  　　《光明日报》刊发了的三篇文章：
  　　 然而，《光明日报》于2008年8月28日刊发了三篇文章，指出：“石川祯浩对‘渊泉’的所谓考证是假命题，而且还触及到学术界的学风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很有现实针对性，很值得当今学人冷静反思。”（见该期“史学”专栏《编者按》），河北社会科学院朱文通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吴二华博士和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的文章指称：“石川先生称：自己考证出了当年在《晨报》以“渊泉”为笔名发表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石川先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后记中称：他在1991年前后考证‘渊泉’问题时曾“按照当时中国的一般见解认为，在北京《晨报》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渊泉’是李大钊”（该书第409页），并在其发表在1993年第5期《文史哲》上的《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与茅原华山、陈溥贤》一文中举出“中国出版的《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张静如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将“渊泉”作为李大钊的笔名。”并以此说明，中国学术界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的笔名。实际上，从整个学术界的主流来看，并没有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学者出现了误读，就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错误，从而认为整个中国学术界把‘渊泉’当成了李大钊。事实上，即使是在陈溥贤以‘渊泉’为笔名在《晨报》发表文章时，当时的学界也并没有把‘渊泉’误当成李大钊。” （丁、马、朱、许、吴的文章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一点很值得玩味。）
  　　 接着，《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12月刊发了张静如先生和吴二华先生的两篇文章，重复了对石川先生的指责。吴二华认为：“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称：自己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石川先生的这一考证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经笔者考证发现：第一、国内学者早在1987年就已经做出了这一考证，第二、石川先生应该能够看到国内学者已经做出的科研成果，第三、中国学术界并没有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第四、陈溥贤以‘渊泉’为笔名在《晨报》发表文章时，当时的学界也并没有将‘渊泉’误当成李大钊。”张静如先生进一步指出：“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取得研究成果，这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提醒国外学者，在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尊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外国学者的研究中国问题不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并不一致：
  　　 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并不一致，比如，在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综述文章中，说《光明日报》2006年8月28日刊登的三篇文章：“对石川的若干新见解提出了严肃批评。” 然而，田子渝先生却严厉批评了那三篇文章：“2006年8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三篇文章不是学术争鸣，因为这是他们制造了一个假命题进行批评。事情很清楚 ，朱文通等三位学人将《成立史》中不同地方的话连缀在一起，将《成立史》中的后记和正文中的几段话拼凑，断章取义，歪曲成一个假命题。再进行批评。还煞有介事的考证，作为石川不诚实的例证。这样的作法有悖学术道德。在批评对方观点时，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及扣帽子的方法应该摒弃。如朱文‘石川这种无知却是因为个人的狂妄，让中国学者不得不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石川对中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的肆意歪曲，说明他的学术品格令人怀疑’等话语范式，这样的语言有失学者水准。”
  　　 田先生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关于“‘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 的“首先发现权”问题的分析，完全澄清了事情的真相。他的论证 令人信服，在此不再赘语。
  　　 然而，吴二华先生在2007年发表的书评 中虽然对该书作了正面评价，但是对‘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的“首先发现权”问题的讨论中自己的学风不端问题不仅没有回应，相反还在08年继续发表文章 对这个问题继续纠缠，令人叹息。
  　　
  　　双方各置一词：
  　　 2008年衡朝阳所著博士学位论文 第七章<李大钊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指出了石川祯浩的创见：“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对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作有更完整分析，他的研究成果，比较深入地展现了茅原华山、丸山幸一郎等人对李大钊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对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渊泉”进行考证，论述了陈溥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宜传的贡献及其对李大钊接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说明五四运动前李大钊的东西文明观和对时空观的哲学性考察与茅原华山思想乃至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深刻关联，这样的影响在五四以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仍然存在。”“1919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显然受到过陈溥贤的帮助。” 作者认为：石川祯浩的这一结论，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至此，中共党史研究的这桩“公案”以双方各置一词而结束。
  　　隐藏的“义理之辩”：
  　　 我注意到：在中共党史的研究问题上，国内学者和海外学者是有所区别的：在有关史实的争辩背后，隐藏着“义理之辩”，即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建立还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包办下成立的？这一点可以从国内众多学者指责石川先生的研究可以看出来：“基本上没有脱离海外‘外因决定论’的旧窠，认为中共是在各方面接受了国际性的契机而发展起来的”；“没有总揽全局，它没有回答在‘近代中国何以会产生共产党？’由此导致了该书的一个最大问题：外因决定论。这正是该书最大的败笔。”；“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上, 不能轻视俄国渠道的作用, 更不能忽视十月革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而在更早的时候，关于隐藏在中共上海发起组问题背后的中共创立的独立性问题在“社会共产党”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共识达成后凸显 ，尽管当时是对石川祯浩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质疑的反驳，但的确反映部分国内研究者在此问题上的敏感。
  　　 实际上，石川先生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对自己用的“种种挑衅性措辞、以偏概全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他的反省文字在《成立史》中文版出版之际，遗憾因出版社的原因，并没有刊登出来，后来通过其他途径公布了。
  　　综上所述：
  　　综上所述，我认为：石川先生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一部值得阅读的佳作。它能够开阔了学术视野，也可以使得知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这个原以为是中国学者专长领域的非凡成就！
  　　 另外，田子渝先生、杨奎松先生著文对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的困难和苦衷的说明，也提醒了石川先生这样的海外学者应该对中共党史研究特殊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认为：“交流中的碰撞并不可怕，中共党史研究这个特殊的史学领域，不应该惧怕“局外人”的批评。”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
  　　
  　　此段更新于2011-07-17 ：本论文写毕至今又有3篇书评出现，除了对该书的正面评价外，其批评更接近事实，语言更为平实，也更接近于我的判断，最新的一篇书评的结论值得引用：“90年过后再次回眸, 五四风云依然跌宕起伏, 留给后人评说的余地也依然那样宽广。应当感谢石川祯浩先生, 他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晨报》, 进一步拓展了对李大钊、陈溥贤的研究, 也深化了对90年前那一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的认识。”
  　　 另外，笔者仅查得石川祯浩先生近年发表于国内的新作一篇，尚不能看出他的研究新动向。
•   　　盟约心切,
  　　茶尽南湖别。
  　　赖是刀头帷下，
  　　浑不怕，自贲张。
  　　
  　　主义，一腔血，
  　　知心惟有月。
  　　飞入皇城旧里，
  　　如何共，鲲鹏绝。
  　　
•   　　看了过多的主流作品后可能大家脑子里都是僵化的，共产党走到今天其实并非偶然，当然历史书应该客观的记载史实，并非研究一些偶然性事件，本书的作者态度非常严谨，不漏过一丝片断，这让我看书的时候抛掉了偏见和激愤，平静的复习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我想，这应该是历史著作带给我们的感觉吧。
•   第一章居然提到了芥川龙之介，之前从来没了解过。
•   我看的时候对日本人的名字没太注意，你这一说我才察觉。
  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   《罗生门》的作者嘛，大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