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嘜時代

出版时间：2005-11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作者：羅貴祥（編）,文潔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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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贵祥在前言里问道：为什么是七十年代呢？因为那是香港本土文化开始正式变成主流的年代，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成为主导消费者的年代，同时也是粤语片全面取代国语片的年代。似乎是从这时开始，香港的独特面貌才真正显露出来。如封面所示，所谓“杂唛”就是Hybridity，就是混杂。这种混杂的文化样貌在当时的电影中也体现出来。本书收入的18篇论文从电影出发，焦点却落在了香港文化和香港社会上。其中，关于性别的几篇最有趣，洛枫写的是《从玉女到Tomboy——论萧芳芳的“ 林亚珍”形象》，文洁华写的是《奇女子狄娜——七十年代香港情色电影的个案研究》，透过对女性转换社会面具的分析，凸显出香港文化性格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奬颁奖典礼终于完满结束，在颁奖礼上，大会特别加插了一个纪念香港第一出电影的特辑。那出电影拍摄在一百年前，换句话说，港产片已在不知不觉间迈入了第一百个年头。适逢这一年合拍片成风(几出得奖的大片都是合拍片:《叶问》、《赤壁》、《画皮》等)，合拍的港产片均要符合内地的审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口味更“迁就”了内地观众，港产片一时间被评为“港味”尽失。千禧年代的“梦工厂”似乎越来越挤不下“梦”了，随而代之的是面对严峻的“现实”： 没有内地市场，就很难找到投资人开戏；合拍片有时集中在内地宣传，忽略香港；中小型电影投资开拍困难，有老板肯投资的话，制作人也要自己承担部分风险。最终，赢了票房输了口碑的港产片近几年比比皆是，就是找不到一出“原汁原味”的。这不得不令我们怀念起七十年代的港产片来，那时邵氏的国语武打片没落，刚掘起的嘉禾有计划性建立一种“本土文化意识”的制作策略，属于当时“本土化”的粤语片正式复苏，观众争先恐后的买票入戏院捧“许氏兄弟”、“林亚珍”的场，《七十二家房客》为粤语喜剧电影开创了先河，新浪潮的导演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纷纷从电视台转战电影工业，拍摄的一系列最富创意最实验性的作品，开拓了影史上的一个新局面。
  　　要了解我们为甚么会突然缅怀起七十年代的电影，必先看清楚我们怀七十年代的甚么“旧”。七十年代被普遍认为是香港人建立本土文化主流意识的重要阶段，是一个充满“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年代，电视方面，《点止咁简单》的“林亚珍”成为“怀旧潮流里不断被复制的符号”(见书第76页)，括号里的与其说一个“丑女”，不如说是一种突破女性模式规限和社会禁忌的意识形态。剧里的“林亚珍”是一个“反映社会世情观察者，转变而为救助社会、改良人性的拯救者。”(见书第86页)，剧外的“林亚珍”的正身箫芳芳在主持《点止咁简单》的人物专访中多次触及现代生活中各个层面的社会问题，所以说“林亚珍”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拒绝了性别定型，对抗社会建制，另一方面传递了本土化的关怀与认同，具有很浓厚的本土“时代意义”。歌曲方面，歌神许冠杰自作自唱的粤语流行曲，唱出了好一大部分人的心声，讲港人爱港，讲打工仔如何“涯世界”，讲加价热，反映的都是七十年代独有的人情味和草根味，不是像现在只有一个腔调的情歌诉说“失恋有多惨”。电影方面，嘉禾取代了邵氏管领香港影坛风骚，同时亦改革了香港电影的制作模式，从此大银幕上不再只有邵氏很公式化的武打片，逐渐涌阵现能触动本地观众的，努力把香港本地化的不同类型的电影。这些流行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渐渐推动本土意识文化的增长，换句话说，我们怀的“旧”──就是相对现在来讲，我们更容易在七十年代中找到属于自己／对方的文化认同。例如我们看当时新浪潮导演许鞍华的电影，她镜头下的“香港”一定比现在很多新晋导演拍的更贴近社会问题，更有本土风貌(她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便是另一个宣布本土化成功的明证)。
  　　七十年代除了是一个“杂唛时代”(书中指“杂唛”是真正的混乱、“纳杂”意思)，更是香港本土化的一个起步。我们之所以愿意接受当时的“杂唛”，是因为待本土化成熟后，“杂唛”会变成一个集体认同的概念，“左缝右补地重建一个在过渡期中可以安定人的文化身份。”(见前言)，这就是“杂唛文化”的最厉害的地方，也就是书中一直所要强调本土文化意识的重要性。